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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转型中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
WTO与转型中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
 
一、相关背景
       2001年7月3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的实质问题谈判取得了最终突破,中国政府、企业、学界多年来期待的梦想终于可以在今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得以实现。与当年和美国克林顿政府刚刚达成协议、扫清入世的最大障碍时的近乎举国欢腾的场面相比,这一次的新闻则显得冷冷清清。或许,最后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刻到来时,许多人恐怕已经没有了任何喜悦。这不仅仅是因为15年谈判的历程艰辛、谈判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也不仅仅因为漫长等待之后的绝望心情;更多的,应该是对真正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将要面对、必须面对的种种新的难题而愁眉不展。
      加入世贸组织后,且不说坏帐呆帐居高不下、内部管理漏洞百出的银行业如何应对国际超级银行集团的有力竞争;且不说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虎视眈眈;也不说温饱尚难解决的中国农业、广大农村能否依靠于世贸组织之间一纸几个百分点的协议抵挡得住国际现代化农业的冲击等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仅在外商投资领域,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是:中国现有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律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环境是否已经适应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换句话说,现有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在入世后是否还能像以往一样吸引到更多的外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在多大程度上既能保护国内的民族产业又能确保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中国,优化而不是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追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外资注入;另一方面,更多外资的注入,直接会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民族产业不断的被外来资本蚕食、并吞、排挤,企业生存艰难最终甚至走上破产的不归路。国内原有企业的动荡、分化、重组、解体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难以设想。
有人要问:既然有这么大风险、这么多困难,为什么不坚持原来的方向走下去?此言差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个大的潮流,逆流而上并非经济发展之福、而自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无异于闭关锁国。自觉融入这一进程,并同时保持自己,才是上策。
      实质上,具体分析一下WTO规则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达成的协议,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主要通过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两方面来进行。
      对外贸易方面,主要是所谓的零关税原则(或关税减让原则),即通过多边贸易谈判互相逐步减让和降低关税的原则,这方面的谈判结果已经使部分工业品和化学品在国际贸易组织缔约国之间实现了零关税。中国从1986年申请复关谈判开始以来在长达15年的进程中,逐步减免关税,许多行业的关税已经符合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关税水平,相关需要特别保护的行业将按照于其他成员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入世后经过一段过渡期后进行减免。
       外商投资方面,主要是所谓的国民待遇原则,即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另一成员领土后,也应该享受与被进入国的国内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以体现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平等待遇。按照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签订的协议,中国将大幅度对外资开放金融业、保险业、信息产业等所谓的服务业以及农业等领域,逐步允许外商像中国的国内企业一样直接投资的这些领域,甚至可以对某些行业的企业进行控股,而这些部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是限制甚至禁止外商投资的部门。这样一来,在这些部门所涉及的投资领域,由于许多国家都看好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市场,中国入世之后,将迎来一个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峰期。
      如何使国内的相关行业在遵循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平稳过渡、并与世界重量级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中国相关的对外商投资的法律规范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对意欲到中国进行投资的外商来说,如何理解和把握这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投资环境并抓住机遇、拓展中国市场,也有必要对相应的法律制度的转轨有所了解。
      鉴于零关税原则到来之前的逐步减免关税的过渡性措施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与各成员国达成的协议中已经规定的非常详细,此不赘述。我们这里主要说一下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将牵涉的有关问题。
二、外商在华待遇:从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到WTO的“国民待遇”
     中国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仅在税收方面给与的优惠政策就相当诱人。仅一项“两免三减”(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两免三减”)的优惠就让外商们每年获利不菲。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优惠待遇,而这些待遇是国内的内资企业所无权享有的。在给与外商的优惠政策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给与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享有的是某种“超国民待遇”。
      从单纯的招商引资的初衷来看,这种法律政策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中国加入WTO之后是否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制度?是否会依然一如既往地给与“外商超国民待遇”?
      我们知道:WTO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所谓“国民待遇”,其核心内容,是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方面处于同等地位。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给与外国人的权利不应低于本国国民标准。中国入世后,适用这一标准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按照现行制度给与外商的待遇普遍高于内资企业的现状,直接适用国民待遇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外资投入的停滞棗没有了优厚的条件,许多外商肯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投资方向。没有外资投入,国内经济发展资本的缺乏依然没有解决,这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
      另外一方面,入世后,如果继续不加区别地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带来的一个结果使大量的外资潮水般涌入,发展资本问题解决了;另一个结果呢?则是大量的国有的、内资的企业纷纷倒闭、破产,大批的工人失业,这也是中国所不愿看到的。
面对如此两难的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我们稍稍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问题可能没那么严重。中国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中,给与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还有一项制约措施棗《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性规定。至今为止,按照这一目录所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外商对中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在服务业等行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当然,这跟中国法律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关,加入WTO后,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外资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肯定有所下降;但是,随着中国放宽外资投资限制,以银行业、保险业以及金融相关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外资投入将会有大幅度的增长。适用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外商超国民待遇以及所谓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终结,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不会是外资的大量流失,而最有可能的是行业间引进外资的此消彼长。当然不排除政府为了筹集资金,扶植某个特定行业,或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给与外商一定的优惠待遇,比如,西部大开发的蓝图,可能是中国在入世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在这一特定地区的延伸。
      此外,即便是单纯按照WTO的国民待遇规则行事,东道国再给与外国投资者一般国民待遇的同时,往往还可以根据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需要附加一些必要的限制,比如军工、核能、航天等部门,大多数国家禁止外商投资,这也是国民待遇原则合理的例外。据悉,最近中国政府高层有关部门已就放宽商业投资限制有了明确的“说法”,这表明中国扩大外商直接投资领域、更新外商投资法律环境以适应WTO规则的步伐正在加快。
      真正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结果,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在超国民待遇条件下的外资的流失,同时可能会使得国内一些企业因综合竞争能力低下被迫关闭,这些都是加入世贸组织的代价。应当看到:在国民待遇原则下,国内的企业和国际的跨国公司真正在中国的市场上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优胜劣汰的规律,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动力。
      真正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结果,对外商来说,可能会失去在超国民待遇条件下所享有的一些特殊优惠,在转型过程中甚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投资计划,这些都是在面对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应当意识到:投资法律环境的转型,将使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采用国际间的游戏规则,一个低关税、市场规则与WTO完全接轨、市场潜力无穷、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将会是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在世界投资相对饱和、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考虑投资时的优先对象。
      一句话:采用国民待遇原则,将会在入世后的中国营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三、外资企业定位:从“中国企业”到WTO的“成员企业”
      国民待遇原则的贯彻,将使中国国内法规定的各种具体的权利义务也直接适用于外国国民,也意味着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时代的结束。
      在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按照中国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些有中国境外资本参与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资独资企业都是按中国法律成立、主要营业地在中国境内、受中国法律管辖的中国企业法人。法律意义上讲,这些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中国国民”棗而且是享有一些法律上特权的国民。在这个时代,企业层次上的国民分为多个等级:特权阶层的外商投资企业、国家特别照顾的国有企业、不成规模的集体企业、备受歧视的私营企业,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独资企业、个体户之类的法律主体。中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本国国民的待遇水平依然高下有别、区分三六九等。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主体的不平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市场的公平、公正、效率;这种不平等继续发展下去的恶果,在入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加入WTO,实行国民待遇原则,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本国国民待遇原则的统一。彻底放弃原有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企业划分方法,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统一在一部公司(企业)法的规范之下。中国本土的企业国民们的待遇提高和统一,使得他们在入世后能够在同一个天下平等竞争、公平竞争。令人欣慰的是,在有关入世的接轨措施里,中国的立法者正在考虑以入世为契机,统一内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水平,使之实现真正的平等。从而,统一的国民待遇终于不是一个遥远的期待了。
       到那时,中国企业将不再只是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企业,同时也是WTO成员的企业;境外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已经不同于往日的外商,而是WTO公平竞争大旗下与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享有同样机会、同样待遇的竞争者。
四、结语:加入WTO棗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契机?
      上文所讨论的只是外商直接投资法律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许多涉及到改革所遇到的久拖不决的瓶颈问题,可能在中国成为WTO成员后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这一点说,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的一种催化剂。加入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并彻底开放中国市场,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社会的不同阶层,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上开放的结果,应当是将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转型的过程棗无非是按照WTO尺度和游戏规则去调整和改造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不适应的部分,并力争在完全融入前尽量降低和避免一些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和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为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投资法律环境的完善,仅凭几项优惠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其中的关键:是要有稳定、透明、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但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真正能给国内外企业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竞争环境。因此,这种因应加入WTO而在法律上的“除旧布新”的规模和力度将成为推进中国社会整体法治进程的强大动力。这个意义上,加入WTO应当是中国向进一步法治社会迈进的一个里程碑。
 
                                           (本文来源于 作者  张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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