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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国制度’的思考
‘替代国制度’的思考
 
       倾销是一种人为或行政的低价销售措施,是国际贸易中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并且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为了抵消倾销对市场产生的不公平行为,在国际贸易中,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以依照《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倾销措施》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采取反倾销的措施。但是,如果反倾销措施超过了合理的使用范围、程度或交易条件,它也会成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给正常的国际贸易造成障碍。
      据世贸组织统计,中国是20世纪末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从19798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纳发起的第一起反倾销案件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各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已经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我国已加入WTO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在全球贸易化规则的拘束下,中国被反倾销的严重状况是否能得到缓解。事实上,中国入世本身对减少遭受反倾销的情况没有起到任何显著成效,其主要原因是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美就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中,双方同意美国在15年内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就意味着,当中国的出口产品遭受来自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反倾销调查机构将会采用‘替代国制度’去计算倾销产品的正常价值。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反倾销均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行“公有制”或“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划归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在涉及到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需要确定正常价值时,不直接采用出口产品本国市场的出口国价格,而是参照或选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例如:印度、印尼经常被西方国家视为用于确定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参照该国的有关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这就是西方国家反倾销法的‘替代国制度’。可是,根据WTO的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 Nations-MFN)原则,中美协议的规定将自动适用于所有WTO成员国。这一点又在我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中得到了重申。
    ‘替代国制度’是通过对替代国的选择与替代国价格的确定来反映的,替代国的选择直接涉及到是否存在倾销以及倾销幅度的大小,如果进口国选择国内价格最高的替代国,对出口商是一种打击,而对于申诉人来说却是相当有利的,反之亦然。所以选择替代国与确定替代国价格的意义就凸现了。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国家法律的规定,确定替代国价格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选择替代国:
      (1)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作法。根据美国《1979年贸易法》的规定,美国商务部选择替代国的条件(a)必须是属于市场经济的第三国;(b)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受调查产品出口国相近,在实践中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主要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尺度;(c)该国是可比商品的重要生产者,当然上述的条件都不是绝对的,反倾销机构一般都是在综合考虑上述几个因素后得出结果。
     (2)欧盟等国的作法。欧盟反倾销法关于选择替代国的标准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与美国相反,其并不注重替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尽管多数替代国的水平都高于有关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欧委会在多数情况下不考虑这些因素在选择适当的替代国时是依所谓的“适当的,不是不合理的”的方法来确定,显然这一规定比较含糊,为了明确这一方法,欧委会于1992年发布了一个内部通知,规定欧委会选择第三国时考虑的因素有:替代国国内市场的性质,价格是否由市场来确定;生产与调查的产品是否是可比的产品;在替代国获得原材料的情况,是否具有可比性。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替代国价格的计算方法。加拿大在反倾销法中规定,替代国价格是指:(1)替代国的生产商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该国一般顾客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或者(2)替代国生产商向第三国市场包括加拿大市场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或者(3)替代国生产商的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和利润之和。
      采用替代国制度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受诉倾销产品的公平价格的方法有四种,且依次优先适用。
      (1)选择一个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以该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价格、出口价格或构成价格作为受诉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的公平价格;
      (2)如果不存在前一条件,则以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作为公平价格;
      (3)如果替代国不存在或者从替代国获得的有关资料不可靠,则由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要素的消耗计算出的构成价格作为公平价格;
      (4)如果上述三个条件均不具备,则以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或构成价作为公平价格。
      尽管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价格构成情况与市场经济国家有着一定的区别,但这并不能成为西方国家在其反倾销法中采用替代国制度的理由。替代国制度不合理的理由主要如下:
     (1)不可类比性
     替代国制度在经济学上的依据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既然作为受调查产品出口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与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所花的成本也应当是相近的。这种假设是以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的同质性为基础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同国家间的生产要素必然具有异质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国际贸易才得以生产和发展,而这种具有异质性的生产要素又对产品的价格构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也就使得将一国的价格水平与另一国的价格水平作简单的比较不可避免地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采用替代国制度的结果往往是高估了产品在出口国的生产成本,从而完全否定了出口国在生产某一产品方面的比较成本优势。如在1983年中国对美国蘑菇罐头倾销案中,美国商务部以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国的替代国,其理由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这一理由从一般意义上讲当然是正确的,但具体到蘑菇的生长,情况则迥然不同。中国地处温带,蘑菇可自然生长,成本较低,而印度尼西亚地处热带,蘑菇栽培需要空调,成本势必要高得多。以此为前提,将印尼的蘑菇罐头价格与中国蘑菇罐头出口到美国的价格进行比较自然会得出中国产品倾销的结论。
       (2)不可预测性
       根据西方国家反倾销法关于替代国制度的规定,替代国是在反倾销诉讼开始以后才选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事先并不知道在将来可能受到的反倾销调查中所选定的替代国究竟是哪一国,更无从知道该替代国的价格情况到底如何。这样,出口商在进行交易之前就无法进行合理的价格分析,以推测被认定为构成倾销的可能性以及倾销的幅度有多大。从法学理论上讲,法律应当具有可预测性,行为人在进行某一行为之前应能根据法律的规定合理地预测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唯其如此,法律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和指引作用。然而,替代国制度显然不具有这种可预测性。
      (3)不确定性
       从反倾销实践来看,替代国制度的实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往往滥用替代国制度,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反倾销应诉中替代国的选择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与国家的利益,还关系到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关系到我国相关产业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的竞争战略。因此,我们必须掌握大量相关信息,有理有据,审慎选择,这样才能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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